“译者在改变源语语篇结构以增强译语语篇可读性方面究竟有多大自由度呢?”（How much leeway does the translator have in altering ST structure to make it readable in the TL?）——这是Hatim (1990: 187）提出的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Hatim（1990：187-190）以语篇类型和翻译目的为着眼点，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两个工作假设（working hypothesis)：一、语篇的评价性（evaluative）越强（或议论文的特征越强，说明文的特征越弱），就越有必要进行结构调整；二、指令性（instructional）语篇的文化特性（culture-bound）越强，则进行结构调整的自由度越大。另外他还指出了第三点---翻译目的/意图对结构调整的影响。如果只是为读者提供信息，那么结构调整的自由度较大；如译文具有法律制约（legally binding）的性质则结构调整应压到最低程度。

从语篇类型和翻译目的的角度探讨双语转换过程中语篇结构调整的幅度，原则上讲是可取的。但我们需要对上述三个观点一一进行一番审视。从我们收集的英汉互译的语料来看，尚无法证实第一条假设。而且从理论上说，论说文与说明文的区别在于：说明文对某种观点或事实进行解释而论说文则是要使人相信某种观点或事实。所以从篇章级层上看，论说文会运用更多的逻辑手段，如归纳、演绎等，其段落的安排也会呈现出与说明文不同的模式。但我们的语料说明，在论说文的英汉互译中是不会对源语语篇的句群的顺序进行重新编排的。而从句群级层上看，由于“说明是论说的核心” (Hall, 1973:238) (..exposition is the core of argument），说明和论说两种文体在句群级层上并无重大区别。语料也无法证实论说文一定比说明文在英汉互译中有更多的结构调整。对于第二条，应该指出，指示性语篇的结构调整，其原因是翻译目的，或者说译文的功能，而不是源语语篇的文化特征的强弱所决定的。至于第三条中所强调的翻译目的，这确实是影响翻译过程中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观Hatim所提出的两条假设和一条要点，可以看出，影响译者对源语语篇结构进行调整的与其说是语篇类型，不如说是翻译目的。我们觉得，应该从包括翻译目的在内的诸如译语相对于源语的交际影响力的大小、译者相对于作者的权威性的大小等因素来考察结构调整的幅度会更为贴近语际交际的实际。

第一、翻译的目的。翻译的学术目的性越强，对语篇结构进行变动的趋势越小；翻译的应用功能目的性越强，对语篇结构进行变动的可能性便越大。翻译的作者倾向性（author-oriented）越强，对语篇结构进行变动的趋势越小；翻译的读者倾向性（reader-oriented）越强，对语篇结构进行变动的趋势越大；以小说的翻译为例，翻译后现代小说与翻译通俗小说时对源语语篇的结构就会有不同的处理。前者的读者群往往是搞文学研究的学者，阅读的目的是了解从语篇结构到思想内容的尽量贴近原作的各方面的信息，而后者的读者群则非常广泛，其阅读目的往往只是消遣、自娱。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前者的结构就会尽量保持。

第二、源语和译语的影响力的大小。Hatim（1990：191）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力较小的语言被译为英语时，它们的语篇模式及规范常常被加以调整，而相反的情况却不会发生。”（It is noteworthy that, whereas textual patterns and conventions are constantly modified when texts in less dominant languages a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the reverse is not the case.) 这也就是说，源语的影响力越大，其翻译过程中语篇结构被加以变动的趋势就越小，反之亦然。就英汉互译的情况来看，汉译英时语篇结构的变化似乎总是多于英译汉。

第三、权威性问题。源语语篇作者的权威越大，译者对语篇结构进行变动的余地就越小；而如果译者的权威，或相对于作者的权威越大，他对源语语篇加以改动的可能性就越大。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结构调整也有必要性（obligatory）和选择性（optional）之分。有些调整如英译汉时的时间顺序调整就是必须的，而英译汉时的话题转换有时就具有一定的选择余地了。而选择性和必要性的强弱又和其他诸如翻译目的、语言影响力的强弱不无关系。

一种语言的语篇结构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今的世界上，不同文化间的交往日趋频繁，翻译活动是跨文化/语言交际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方式。翻译活动促进了各种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个语言的语篇生成方式。经济、政治力量比较强大的社会群体的语言，比方说英语，会成为使用范围较广，影响力较大的“国际性”语言。于是，这些“大”语言的用词、语篇格式、成篇方式就容易被其他“小”语言群体所认可和接受，并对那些“小”语言产生微妙的影响，使“小”语言的用词、语篇格式、成篇方式都发生某些改变。即使在使用都较为广泛的语言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问题。比如，许多西班牙语的医学语篇显示出某些英语医学语篇的特征，其原因便是许多英语医学文献被译为西班牙语，影响了西班牙医生的写作习惯。另外，西班牙医生常常阅读英语的医学文献也是一个原因。（Talentino 1991）

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谈论语篇的“国际化”趋势，各种语言的语篇仍是独具特色、千差万别的。译者在把源语语篇转换为译语语篇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即将生成的语篇将成为业已存在的无以数计的译语语篇中的一员，它必须认同于译语语篇规范，不然的话，便很难被译语读者接受，造成语际交际活动的失败。不努力熟悉译语语篇的种种特征，无论如何当不了一个合格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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