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被普遍认为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他是法国第一个自觉地把散文诗当作ー种形式来运用并使之完美的人。为法国的散文诗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波德莱尔只活了46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除了文艺批评论著外，只有一本诗集《恶之花》和两本散文集《巴黎的忧郁》、《人工天国》留存于世。1857年《恶之花》刚刚出版，立即遭到第二帝国卫道士们的诽谤，他们指控作者伤风败俗。那个在同一年以同样名义审判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法庭，又判处波德莱尔三百法郎罚款，并勒令删除六首所谓“淫诗”。但雨果等著名作家却对此书大加赞扬，说它犹如“光辉夺目的星星”，给法国诗坛带来“新的战栗”。

波德莱尔在为《恶之花》草拟的序言中说什么是诗歌？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同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这就道明了该诗集的主旨，诗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巴黎，是一座病态的都市，这座五光十色的城市充满了娼妓、小偷、罪犯和一切卑鄙龌龊的东西。渴望美和追求光明的波德莱尔只能把现世的丑恶通过艺术的处理转化为美。

早在1919年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2期上给自己的散文诗《小河》作序时说：

有人问我这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回答不出。法国波德莱尔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像，不过他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地分写了。

三年后，又是周作人在《新青年》8卷3期上将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游子》和《窗》 译成中文，这也是波氏作品首次中译。

与此同时，我国诗人学者纷纷撰文，介绍或论述波特莱尔及其作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闻天的《波特莱尔研究》（刊于《小说月刊》15卷号外）和田汉的《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刊于《少年中国》1921年3卷4期）。前者原文系史笃姆所作，是国人译介的西人介绍波氏的最早的ー篇文章，后者是篇自道式纪念文章。该文指出：“波陀雷尔文学史上的位置者，莫不曰他是法国19世纪罗曼主义的殿将、象征主义的先锋，实际上法国魏尔伦也，德国的德尔美也，美国的斯水本易慈也。近代的象征诗人鲜有不汲波陀雷尔之流者。”作者田汉还颇有见地地提出：“人道主义之极致悄接近恶魔，恶魔主义之极致恒接近人类。”此外，泰东书局的《近代文学家》（蒋启藩编，1923) 和中华书局的孙俍工编的《世界文学家列传》（1926)上均列有“波特莱尔”条。沈端先于1928年翻译的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开明书店，1928)第11章也有 “波德莱尔与范来奴”。

尽管整个20年代不乏对波德莱尔的介绍，但对他诗作的译介还是零散的。如《文学旬刊》（57期）上的《尸体》（金满成译），同刊59期上张人权重译的《腐尸》， 1924年12月1日《语丝》上的《死尸》（徐志摩译），这三首诗是同一原作。另外《莽原》2卷7期上亦曾发表过邓淋译的《理想》和《美》ニ诗。在20年代译介波氏之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他不仅较早地对诗人的生平、创作、成就及理论作抽象描述 (《三个文学家的纪念》、《晨报•副刊》1921年11月14日），而且最早译介诗人的“散文小诗”（同前报，见1921年11月20日，1922年4月9日）、《游子》和《你醉》（《妇女杂志》1922年8卷8号，9号）。这大概也是白话散文诗在中国的滥觞。应该说，周作人在早期介绍法国象征主义思潮方面功不可没。

30年代诗歌与散文诗的翻译工作已成气候，梁宗岱（《一切的顶峰》商务印书馆, 1923)、石民（《语丝》5卷43期）、滕刚（《文艺月刊》1卷2期）等均有翻译。此外，卞之琳在《文艺月刊》3卷12期，4卷1期上译出《穷人之死》和《喷泉》，后来又在《新月》4卷6号上刊出“恶之花拾零”译诗小辑，计有《应和》、《人与海》、《音乐》、《异同的矛盾》、《商籁》、《破钟》、《忧郁》、《瞎子》、《流浪的波希米亚人》、《入定》十首。作为熟谙法语的诗人卞之琳，在译诗中注入了许多自己的感受，成为现代译诗的珍品。

波氏的第一部汉译诗集是由石民据英译本转译的《巴黎之烦恼》（上海生活书店，1935)。1947年戴舒望又重译了该诗集，易名为《恶之华撷英》（上海怀正文化社）。30年代另一部诗集是邢鹏举译的《波尔莱尔散文诗》（上海中华书局，1933，1950)。

对法国象征派诗歌鼻祖波德莱尔作品的译介影响了30年代中国诗坛ー批年轻的诗人。1925年《微雨》出版，李金发成为中国现代诗坛第一位象征派诗人。1932年戴舒望、杜衡、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创刊，象征诗派诞生了。除李金发外，王独清、穆木天、何其芳、卞之琳、冯乃超、胡也频、蓬子、石民、林松青、张家骥、番草、林徽因、朱湘、 孙大雨、李天若等，甚至于早期湖畔派的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冯至和晩期的芦笛诗人艾青无一不受波氏诗作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1949年1月30日《文汇报》153期“笔会”展开了一场讨论。讨论由林焕平致函 “笔会”引起的。针对诗人兼翻译家陈敬容翻译的波德莱尔的作品，林担心“有人跳进去”，由此引起双方争论并带动多人加入这场笔墨之争，这场辩论的焦点是：一、波德莱尔的时代过去了，波德莱尔的诗或波德莱尔式的诗还能提倡吗？ 二、波德莱尔的诗“不健康且有害”是否会“诱导青年的思想走向颓废”？三、作为象征派影响的一代诗人，由戴望舒及其“同侪”以及陈敬容等的诗作是否与时代脱节？这场争论反映了中国人对法国象征主义误读的总爆发。

1949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译介外国文艺的工作一直未能有计划地开展，对西方文化特別是对向来聚讼纷纭的法国象征派讳莫如深，直到1957年《译文》才在7月号发表了9首“恶之花”，是陈敬容先生对《恶之花》初版一百周年纪念而刊发的，同时又刊载了具有“导读”性质的《波特菜尔和他的“恶之华”》（列维克作，何如译）。此外，1958沈宝基译的《阿拉贡文艺论文逸》中选取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一 “恶之花”百年纪念》。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波德莱尔的译介才重又开始。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首先推出了王了一译的《恶之花》，随之又出现了钱春绮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987，1991）和郭宏安译本（漓江出版社，1992）；1982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亚厂译的《巴黎的忧郁》。此外，郭宏安译的《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和怀宇译的《波德莱尔散文诗》 分别于1987年和199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6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胡小跃编的《波德莱尔诗全集》，内收波德莱尔在各个时期的全部诗作：《恶之花》、《巴黎的忧郁》、《赤裸的心》、《可怜的比利时》、《比利时讽刺集》和《杂诗集》，全部为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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